科学网将举办两岸四地可拓学学术研讨会_草根站长

科学网将举办两岸四地可拓学学术研讨会

2018-01-21 18:23 来源:草根站长

乍听起来,胡适似乎是在规劝台湾当局、规劝蒋介石要“容忍”,不要将“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的人当成敌人。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胡适却把重点落在了对“自己”的要求上:

郭徐如何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不便明言的隐秘目的:两次公开刊文和讲话都把侧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旨在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的紧张关系

图:胡适(右二)陪同蒋介石视察“中央研究院”

今年4月,中国军网刊发署名为钧正平的文章《整肃纲纪固我长城》。文中称:郭伯雄“集政治蜕变、思想堕落、经济贪婪、擅权妄为、失职渎职于一身”,同此前被查处的徐才厚一样,“违纲乱纪”。

胡适公开的解释: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为同时规劝知识界和政府

文章用两段分析了郭伯雄、徐才厚“祸党乱军”的行为:郭伯雄、徐才厚深受党的恩泽,本该对党忠心耿耿,却藏奸怀二、祸党乱军,是地地道道的“两面人”、伪忠诚,给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造成极大危害。

文中揭露,郭徐把党纪军规当儿戏,许多重大问题、重要事项擅作主张,把个人“私货”掺进组织决定,插手下级职权范围内事务;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身居高位不思作为,未尽练兵备战、建设改革之责,反而滋生助长形式主义等不良风气;干了许多挖“墙角”、毁长城的勾当。

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次对宪法修订,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规定始终未做改动,一直延续至今。

11月新华社发文表示,郭伯雄徐才厚等人“政治上野心膨胀,大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政治阴谋活动”。

此后,原四总部等军队各机关部门分别采取召开会议、印发文件等形式,多次表示坚决维护和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

“前年在美国时去看一位老师,他年已八十,一生努力研究自由历史,见了我说:‘我年纪愈大,我才感到容忍与自由一样重要,也许比自由更重要。’不久他就死了。讲自由要容忍,理由很简单:从前的自由是皇帝允许我才有的,现在要多数人允许才能得到。主张左的容忍右的,主张右的容忍左的,相信上帝的要容忍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上帝的要容忍相信上帝的。不像从前,我相信神,你不相信神,就打死你。现在是社会允许我讲无神论,讲无神论也要容忍讲有神论,因为社会一样允许他。……我虽是老朽,我愿意接受有自由的世界;如果一个是容忍一个是不容忍的世界,我要选择容忍的世界。”①

自己也是越来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加重要,而且必须从自己开始确立这种认识并践行之。当年胡适把十几年前的感言成文,先是命名为《政治家的风度》,目的是告诫别人,后改为《自由与容忍》,但或许是担心给人以“自由比容忍更重要”或“自己自由,别人容忍”的错觉,最终以《容忍与自由》名之,强调“容忍第一,自由第二”,从自己做起,给他人多些自由,自己要多些容忍。

“(康耐儿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GeorgeLincolnBurr)于十七、八年前)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布尔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这句话我越想越觉得是一句不可磨灭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感想。有时我竟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一个政治团体总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它总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见解必定是错的,必定是敌人。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都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心理。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1959年3月16日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三易标题,即透漏出了胡适的上述心思。该文初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后改作《自由与容忍》,最后确定为《容忍与自由》。后一番变动,《自由与容忍》被置换为《容忍与自由》,明显是为了呼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主题。前一番变动则意味深长:

短史记腾讯历史谌旭彬2016-12-1904:03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2015年1月28日,《解放军报》头版发表评论文章,具体阐述了“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内容。

MerryChristmasandHappyNewYear.

   首先,复杂系统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内部影响因素数量巨大,人与人之间的能力差别也在于个人的内部影响因素能否将个人的资源集中整合于一个或少数几个领域,而非发生内部耗散。发生内部耗散结果的外部表现是一个平庸的个人;若想将个人发展成为指向性强烈的超级个体,必须获得内部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必须是与周围环境发生正向反馈的自我加强链条提供的。然而复杂系统发生内部耗散是大概率事件,而获得相当强烈的自我加强则是小概率事件。数量巨大的个体需要正向反馈系统,来支持个体的发展,并促使系统任务的完成。所以人类社会的大部分个体并不胜任系统任务,换句话说,一个系统任务是否能够达成与从事该任务的个人特质有直接联系。

《自由中国》杂志最终没有能够保住,雷震亦因组党,于1960年10月被判入狱10年。11月18日,自美国返台的胡适,围绕雷震案,与蒋介石就“容忍”一事有过一番谈话。据胡适日记,谈话中,“总统说:我对雷震能十分容忍。如果他的背后没有匪谍,我决不会办他。”胡则在表达了自己对当局并无敌意之后,请求蒋拿出雅量来“容忍”雷震等人:“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⑧

“我曾说过,我应该用容忍的态度来报答社会对我的容忍。我现在常常想我们还得戒律自己:我们着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们应该戒约自己决不可‘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我们受过实验主义的训练的人,本来就不承认有‘绝对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②

22日《解放军报》的文章中,透露了郭伯雄、徐才厚“嘴上喊着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私下里搞阳奉阴违;当面讲得好,表态调门高,行动却不兑现;信誓旦旦表忠诚,暗里敛财留后路。”

今年4月许其亮出席会议时强调,要把贯彻和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作为最紧要的政治和最大规矩”。

内容为三项:必须坚持“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国防和军队建设一切重大问题由军委主席决策和决定,中央军委全面工作由军委主席主持和负责”。

2016.12.24北京------------------------------------------------------------------------------------------------------------------------------------------------------------------------------------------------------------------------------------------------------------------------------------------------------

文中特别提到,郭徐“严重损害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

1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透露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案件中,“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非常严重”。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此前解放军报等媒体发布的文章中,也多次透露郭伯雄徐才厚各种有违“军委主席负责制”的行为。

今年是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诞辰125周年。重温其当年所提倡的极著名的观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当有助于加深对胡适的理解。

胡适得到了“容忍”。但这“容忍”,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p#分页标题#e#胡适不知道的是:蒋公开场合对他的尊重,并不代表蒋内心的真实想法。1959年前后,蒋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价,大多诸如此类:“无耻政客,自抬身份,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实甚”(1959年11月7日)、“无耻……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用心不正”(1959年11月20日)、“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1960年9月8日)、“自由主义之文化买办”(1960年10月18日)……蒋对胡适的“容忍”,也并非因为明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的道理,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胡适对雷震案发表……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1960年9月8日)”⑩

图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

十八大后对“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巩固和完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这是官方媒体在谈及郭徐时,首次使用“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一措辞。

当然,对于任何个人,容忍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容忍的极限,因为人类不但理性是有限,而且智能也是有限的。所以,应对容忍加一个从定性到定量的分析与认识:这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赏罚有度的认识。功与赏相配,罪与罚相适。在这方面,许多人说起来明白,但真正面对的时候往往就糊涂了。

自30年代以来,蒋、胡之间的交往,给了胡一种印象:蒋可以有“容忍”的器量。如1934年,因蒋于军事、内政、外交、财政、教育等领域无不积极干预,胡认为“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托蒋廷黻带信给蒋,劝他“全力专做自己权限以内的事”,蒋很快做出回应,发布公开声明,限制自己手令的传达范围。胡适在日记中评价:“此事可见他知错能改过”。1935年,胡适甚至刊文赞誉蒋“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理由是“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得平和了……并且‘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己者的看法’”。也是因为相信蒋有“容忍”的器量,胡适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给蒋以难堪。如1958年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亲临现场并讲话,赞扬胡适的德行并号召众人致力于复兴“明礼义、知廉耻”的传统道德。胡却公然唱了反调:“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⑨

十八大后,“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巩固和完善。

2015年3月18日,原总政办公厅编研局副局长孙密宏在《解放军报》发文指出:徐才厚在我军最高层的10来年,把部队思想搞乱了、风气搞坏了、规矩搞没了;2015年11月9日,原总参军训部程坚在《解放军报》刊文提出,郭、徐“毁纲乱政危害极大”。

3月16日的文章,行文最后的落脚点在“我们自己”而非当局,实有公开坦陈《自由中国》同仁对当局并无敌意的用心。这种用心,在同年11月的公开讲话中,表达得更为直接——殷海光曾对胡适3月份的文章提出过批评,认为“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建议“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向这类人士说去”。⑤胡适在11月的讲话中回应道:“殷先生这番话,我也仔细想过。我今天想提出一个问题来,就是:究竟谁是有权有势的人?还是有兵力、有政权的人才可以算有权有势呢?或者我们这班穷书生、拿笔杆的人也有一点权,也有一点势呢?……我认为我们这种拿笔杆发表思想的人,不要太看轻自己。我们要承认,我们也是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我们的势力,不是那种幼稚的势力,也不是暴力。我们的力量,是凭人类的良知而存在的。所以我要奉告今天在座的一百多位朋友,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弱小;我们也是强者。但我们虽然也是强者,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这番回应,将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人类的良知)与当局的政治权力相提并论。胡适如此避实就虚,目的只在证成“我们必须有容忍的态度”。讲话末尾,胡适还以《自由中国》杂志精神领袖的身份,批评了杂志具体事务的负责人雷震,勉励众人“容忍”、“克己”、“管束自己”⑥……这些,显然也都是讲给当局听的。

写入宪法的“军委主席负责制”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讲这是GeorgeBurr晚年的认识,他自己也是“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我在《容忍与自由》一文中提出一点,我总以为容忍的态度比自由更重要,比自由更根本。我们也可说,容忍是自由的根本。社会上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无论古今中外都是这样:没有容忍,就不会有自由。人们自己往往都相信他们的想法是不错的,他们的思想是不错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不错的。这是一切不容忍的本源。如果社会上有权有势的人都感觉到他们的信仰不会错,他们的思想不会错,他们就不许人家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来,一方面实在是为了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方面也是为了对政府、对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说话,总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一方面我们运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时,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同时政府或社会上有势力的人,也应该有一种容忍的态度。大家都应该觉得我们的想法不一定是对的,是难免有错的。因为难免有错,便应该容忍逆耳之言;这些听不进去的话,也许有道理在里面。这是我写《容忍与自由》那篇文章主要的意思。”③

胡适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1948年9月。当时,胡适在上海某校演讲,如此说道:

平安夜有感于胡适之《容忍与自由》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在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军委主席负责制由宪法正式确立并不断丰富发展。

胡适得到了蒋介石的“容忍”,但并不是他想要的那一种

[摘要]与作者交流、质疑文章观点,了解更多历史资讯,有劳移步短史记微信。微信号:tengxun_lishi

图:蒋介石1958年4月10日于台北南港与新任“中研院长”胡适合影

[凤凰网水滴小组]宣凤凰水滴

12月22日的《解放军报》头版,刊发题为《什么是真正的忠诚》的评论文章。

就笔者所见,这很可能是蒋、胡之间,关于“容忍”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

同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发表讲话,明确解释了自己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目的,是同时规劝“我们自己”和“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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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蒋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后之上星期反省录)”、“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偏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那幅著名的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非如坊间所解读的那般,是蒋对胡适的“高度褒赞”;对此联,蒋自己的解释是:“自认为对胡氏并未过奖,更无深贬之意也(1962年2月25日)”。(11)

很多时候,事物的发展变化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计,一个做好的计划,往往因为其存在的变数过多,从而导致过程路径与结果千差万别。少数时候事物可能会发展的比计划好,但大多数时候计划完全没有达到。个人在从事系统任务时,本质上是一个个人复杂系统处理系统任务的过程。那么,个人在面临着信息如此多维的世界之时,应该如何来使一个系统任务顺利的进行?

附“胡适诞辰125周年:为何提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本月15日,《学习时报》发文称: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就是“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权力的反面典型”。

   其次,系统任务的复杂性与衍生性极为繁杂,在进行计划时,需要对系统任务的可能主要发展路径进行识别与预演,对系统任务进行分解,制定灵活的可修订性计划,并依据各阶段投入充分的资源,系统任务才有可能完成。

上述两文刊发后不久,胡适私下还曾告诫雷震:“你说的话,我自己说的话,都会记在我的账上。你不知道吗?‘杀君马者道旁儿’。人家都称赞这头马跑得快,你更得意,你更拼命的加鞭,拼命的跑,结果,这头马一定要跑死了。现在你以为《自由中国》出了七八版,你很高兴,这都是你的灾害!”⑦。胡适希望杂志降低批评的调门,缓和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以求保全。

11月4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人民日报》发文:要围绕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完善和落实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全军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

2016.12.24摄于Superfit集智年会,图为王飞跃教授与自己所带部分未毕业学生合影。

值得一提的是,22日的文章在谈及郭徐之余,还提到了他们的流毒影响:“个别党员干部说一套、做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党不忠诚,对组织不老实,甚至要求干部对其个人效忠”。

今年5月发行的《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读本(2016年版)》中,首次提出“郭伯雄、徐才厚贪腐问题骇人听闻,但这还不是他们问题的要害,要害是他们触犯了政治底线”。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

#p#分页标题#e#其实,除了向民间(我们自己)和当局(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喊话,“希望大家懂得容忍是双方面的事”之外,胡适的这两篇文章,应该还有另外一重目的:重申《自由中国》杂志同仁对当局的温和的建设性批评的立场,以换取当局的“容忍”,为杂志争取生存空间。

此后军委主席负责制逐步完善。1992年,江泽民主持修订了中央军委工作规则,明确规定:军委主席主持军委工作,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军委常务会议是中央军委的例会,由军委主席主持,主席不出席时由副主席主持,军委委员出席会议。

原标题:严重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郭伯雄徐才厚干了啥?

以《政治家的风度》为标题,可知胡适的本意更倾向于劝说“政府、社会上有力量的人”要懂得“容忍”。他最终放弃这一标题,明显是不欲恶化《自由中国》同仁与当局的关系——1957-1959年,因批评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自由中国》杂志与当局关系已非常紧张;1957年,台湾军方曾以“极机密”的特种指示,在军中不点名地掀起了一场《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批判运动。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信中说道:“这半年来所未‘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④。1958年,因反对蒋介石违宪第三次出任总统,《自由中国》的处境变得更为恶劣。

这一观点被广泛传播开来,则要待到1959年3月16日台北《自由中国》杂志刊发胡适的文章《容忍与自由》。胡适在文章中写道:

2014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被称为“新古田会议”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为科学指南,坚定自觉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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